1933年3月，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成立。习仲勋任特委委员、特委军委书记兼青年团特委书记。

 在照金，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，一家一户访贫问苦，相继组织起农会、贫农团、赤卫队和游击队。同时，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，并很快发展到旬邑、耀县一带，游击运动也随之扩大起来。

 在习仲勋等的领导下，照金苏区得到不断的扩展和巩固。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这里的百姓看到了希望，受到了鼓舞，但也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。4月下旬，陕西当局调集大军，分四路“围剿”照金苏区。

 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，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，利用有利地形突袭伏击，有效抗击了来犯之敌。但是在敌重兵压境之时，出没于根据地附近的几股民团、土匪武装却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，时常袭扰骚乱。

 5月底的一天，习仲勋带人前往北梁开会。清晨，一行二十多人由党家山出发到达房村，发现在村东陈家坡附近有数人行迹可疑。

 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，正东是深沟，两侧梢林密布，是通往北梁的必经之地。习仲勋看到情况有异，立即紧急集合队伍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
 队伍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：习仲勋亲带一队直上陈家坡；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，同时派出尖兵组，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联系。

 当队伍行至半坡时，埋伏在坡顶上的民团和匪徒突然开火。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。指挥队伍前进的习仲勋见中敌埋伏，且情况不明，地形又对游击队极为不利，遂果断决定，命人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，并给一班长金启明下达命令：一班随我留下将敌人压住。但这时一些游击队员要求习仲勋也一起撤离，以致狙击行动迟缓。

 队伍刚刚离开，国民党地方民团已逼近到距离游击队七八米远的土崖上，并再次开枪射击。

 突然，习仲勋觉得头上像被闷棍打了似的“嗡”的一声，便倒了下去，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。

 国民党地方民团叫喊着：“交枪！交枪！”团团围了上来，未及撤离的游击队员们不幸被俘。

 习仲勋负伤后，血流不止，周身酸困无力，但意识仍然清醒。他忍着眩晕，跟押解自己的民团小头目拉着话，并寻机从口袋里掏出银元塞给对方。见小头目收下钱，习仲勋迅速朝沟外跑去，到一条大沟坡前顺着坡势便滚了下去，敌人搜寻了一阵，乱放了几枪，便吹起了集合号离去。习仲勋终于脱险。

 习仲勋因流血过多已难以行走，只好一手捂着伤口，一手支撑着身躯，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。到了下午，山沟西斜的太阳晒得他浑身燥热，饥渴难忍，嗓子眼像火烧一样难受，这是受伤流血过多出现的生理反应。他爬到一条小河边，洗净手上的血迹，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河水，勉强站了起来，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走去。

 在河道沟口有一个名为柳林的小山庄，庄子西边住着一户叫郑老四的贫苦农民。游击队的不少人对他都非常熟悉，亲切地称他郑四哥。习仲勋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郑老四家，受到了这位农民一家的细心照管。他们用土方为他消疼止血，又擀面条、做菜汤调理饭食。但是，血流不止的伤口开始溃烂并引起发烧，症状明显加重。当晚，郑老四把习仲勋送到了南边四五里外的庵子村。

 这时，被敌民团冲散的游击队员已经在庵子村会合，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安置。重伤中的习仲勋望着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战友，听到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已经归队的消息，心中感到十分欣慰。

 几天后，习仲勋被群众用担架送回薛家寨营地，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窑住下，开始医治枪伤。

 习仲勋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不少群众的心。特委指定红军医院的一位医生专门为他疗伤。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，并关切地叮嘱他，先不要多想事，好好养伤。许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也热心地为他寻医问药。习仲勋总是鼓励看望他的人：“打仗负伤是常有的事，只要大伙在，我们还可以再干吗！”革命者不畏艰险、乐观豁达之情，溢于言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