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古鉴今 | 文章旷代雄 千秋太史公 发布时间:2022-04-25 点击量: 369 次

        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 李陵与匈奴短兵相接,失败被俘。几乎所有人都在声讨李陵的罪过,唯有太史令司马迁站出来,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李陵辩护。他因此激怒了汉武帝,并蒙受奇耻大辱。自此,司马迁从太史令变为中书令。也正因如此,司马迁才得以为后世留下一部划时代的著作——《史记》。

      当所有的伟大和屈辱,统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生命上时,我们在司马迁身上看到了昂扬的爆发力和创造力,在《史记》中读到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那句话——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。

     2021年3月,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的故事,登上央视《典籍里的中国》的舞台。2022年清明节前夕,我们走进司马迁的出生地陕西韩城,重访龙门余泽,追忆司马遗风。

     史家绝唱 无韵离骚

     司马迁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于,他在承受奇耻大辱的情况下,以一部《史记》,为中国文化创建了“以史立身”“以人为本”的千年传统,成就了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的经典巨著。

      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,这种传统维系着民族的文化血脉,构成了我们看待历史、对待成败的价值观和方法论,也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。

      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汉武帝命令宠妃李夫人的哥哥、将军李广利带兵讨伐匈奴,并命李陵负责后方辎重。

     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,以骁勇善战著称。而这一次,他遭遇了匈奴的包围,最终寡不敌众,无奈投降。

      消息传到长安后,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,大家纷纷斥责李陵。问及司马迁时,他却说,李陵已经率兵斩杀了远超自己兵力的敌人,只是身陷绝境才作出此番选择,凭着李陵历来的人品操守,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朝廷。

      事实上,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交并不深。他认为,评价一位将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,不能只看战功和荣誉。李陵在为人处世方面颇有其祖父风范,“常思奋不顾身,以徇国家之急。其素所蓄积也,仆以为有国士之风。”

      为叛将辩护,甚至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,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,他面临两个选择:要么掏钱赎罪,要么接受宫刑。

      司马迁的官职太低,也得不到权势人物的关照疏通。以前的朋友,此时都躲得远远的,连亲戚也都装得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,谁也不愿意凑钱来帮他。当然,司马迁也非常清楚,选择接受宫刑,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。在慎重考量之后,他选择苟活下来,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。

      “李陵之祸”成为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。“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!”在《报任安书》中,司马迁向自己的好友倾吐心声,他说,自己之所以“隐忍苟活”,就是要把过去从来没有被完整搜罗过的所有历史材料整理在一起,进行详密考究,借由它们探索成败兴亡之理。

      司马迁的非常之志不是空想、空言,他认为自己有书写历史的使命,而且真正用生命去实践、去完成,即使是付出最不堪、最屈辱的代价,也非完成不可。

      一家之言 古今之变

      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体通史这一史书体例,为中国人从宏观角度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方式。

      为什么人们需要历史?因为只有历史,才能够彰显世间的千百种人,以及千百种生命追求。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面对自己的生命追求,在对待自我的时候忠于自我,在对待他人的时候忠于他人,那么这个人就是高贵的,无关乎他究竟有多少钱、有多大权。

     《史记》是一部通史,共130篇,50多万字,时间维度横跨3000多年。在它之前,人们对历史的记载仅仅是片段式的,是对某些具体事件的解释;在它之后,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,拥有了一种普遍性的启发和教训。

        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,他塑造了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方式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的每一代中国人。

        司马迁生长在一个史学世家。他的父亲司马谈曾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。史书记载,司马迁10岁时便可以诵读古文,后来随父亲到了长安,继续攻读古文经传。

        20岁左右,司马迁开始漫游。所谓漫游,主要是游览和考察。这次漫游,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,司马迁从长安出发,经陕西丹凤、河南南阳、湖北江陵,到湖南长沙,再向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。然后,他沿湘江南下,至长江向东,到江西九江,登庐山。再顺长江东行,到浙江绍兴,再渡江到江苏淮阴,然后北赴山东,到曲阜,再到河南开封,最后返回长安。

        此时,又有一件事对司马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那就是父亲的离世。司马谈的死缘于汉武帝封禅,封禅是非常重要的仪式,汉武帝却没有带太史令去。对此,司马谈、司马迁显然不能认同:这么重要的时刻,负责记录历史事件的太史令竟缺席了。司马谈对此感到羞耻,因而“发愤且卒”。

      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,司马迁正式担任太史令。

       太史令是个很低的官职,主要负责整理史料。当然,他还需要随皇帝出巡。此时,司马迁已经开始著述,同时还忙于掌管和革新天文历法。而汉武帝则忙着开拓西北疆土,并不断与匈奴征战,整个朝廷被山呼海啸般的马蹄声席卷。

      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,“李陵之祸”降临了。出狱后,司马迁做了中书令。但此时的司马迁,全部心思都放在著述上了。

       据他在《报任安书》里的自述,那个时候的他,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,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   在《史记》中,司马迁用第三人称的笔触,冷峻客观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明君、贤相、恶吏、谋士、义侠、刺客。他打破了人们对历史人物“一元化”的评价模式,尤其是不以成败作为考察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,而是用更超越、更洒脱的历史观,以“一家之言”通古今之变。

       司马之风 山高水长

     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,嫁给了官至丞相的华阴人杨敞,生了两个儿子:杨忠和杨恽。杨恽正是日后主动献出《史记》,使其重见天日的人。

       写完《史记》后,司马迁的事迹已无从考证。他最后活到多大岁数,也没有确定的答案。作为“史圣”的司马迁,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,而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。也许,他知道历史不会有终结,所以《史记》和他都终结不了。

        司马之风,山高水长。

       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,历代以来,龙门故地对司马迁的追仰,最直观的表现,一是修墓刻碑,二是民间祭祀。根据碑文记载,从宋代至清代,司马迁祠墓大大小小的修缮就有17次,其中多为韩城当地官员和民众集资出力。

        在司马迁的故里,盛大的民间祭祀绵延千载。北宋年间,韩城民间就有了盛大的司马迁庙会,至明万历年间,司马迁庙会祭仪已升格至正祀(祭孔)级别。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,韩城民间就开始在清明节祭祀司马迁,但氛围却并非凄凄惨惨,反而是敲锣打鼓,热闹非凡。这在司马迁后裔所在的徐村尤为明显。

        徐村之“徐”,也有“延续”之意。相传徐村现有的同、冯两姓,均为司马迁后裔。据说,在司马迁受刑之后,为了躲避朝廷的迫害,他的后人把原来的“司马”姓氏,一分为二,在“司”的旁边加上一竖,变成“同”;在“马”的旁边加两点,变成“冯”,以此作为新的姓氏。

        “司马迁对韩城人的影响太大了。”韩城市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雪芹介绍,受司马迁和《史记》滋润而形成的清风正气,不仅流淌在韩城,更流淌在整个中国文化里,对当下仍有非常积极的警示意义。

        明清两朝,韩城先后建立书院13处,除了司马书院外,还有龙门书院、少梁书院、古柏书院等。清康熙以后,新建义学就有28所,文庙规模也是陕西之冠,全国罕见。因此,民间有戏语称“下了司马坡,秀才比驴多”。

        因为读书人多,所以考取功名、为官之人自然也多。明清两朝是韩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,科举取士者近1400人,其中进士110多名,举人500多名,贡生700多名,以致当年朝廷中有“朝半陕,陕半韩”之说,指的是朝廷官员中一半是陕西人,陕西官员中一半又是韩城人。

        “韩城人相信,故乡读书蔚然成风,有司马迁的影响。”贾雪芹说,“历代以来,每年清明节,韩城老老少少都要去拜司马迁祠墓。男孩要从祠墓里摘得松针,别于胸前,以求满腹经纶;女孩折下迎春花,插在发髻,寓意有个好前途。即便到现在,很多韩城的孩子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第一课,老师都要讲一讲司马迁与《史记》,以作勉励。某种程度上,司马迁与《史记》,就是这座城市的根与魂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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